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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平解放的幕后英雄——傅冬菊與《大公報》

2018-06-11 18:33:04大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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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冬原名傅冬菊,是中國著名將領傅作義——當年北京和平解放、北京古都得以完好無損保存下來的功臣——的女兒。傅冬是她解放前在《大公報》天津館工作時的筆名,解放后,她一直使用這個名字,直到辭世。


圖:中年傅冬菊
 
力勸父親勿打內戰(zhàn)
 
在各種宣傳里及史料中,關于北京和平解放,人們知道得更多的是和平解放的主要功臣——傅作義將軍,對于傅冬菊的作用,人們了解得不多。
 
這段歷史的重新發(fā)掘,得力于前幾年熱播中的中央電視臺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拍攝的電視劇——《北平戰(zhàn)與和》的編劇李汀。李汀以“信史”的要求對待史劇創(chuàng)作:查閱資料從頭做起,嚴謹地硏究、甄別大量史料并對傅冬菊進行采訪,獲得了第一手資料。
 

 
圖:《北平戰(zhàn)與和》劇照
 
在北京醫(yī)院和傅冬菊在崇文門的家里,圍繞北平和平解放,李汀先后二次對傅冬菊進行了長達十小時的采訪,晚年的傅冬菊雖然因腎病住院,但神智清醒,她非常清晰、詳細介紹了北平和平解放的事實和細節(jié)……
 
1946年的中國,內戰(zhàn)全面爆發(fā)。當時,傅冬菊正在位于昆明市的西南聯(lián)合大學學習,專業(yè)為英語語言文學。當年秋天就要畢業(yè),傅冬菊給駐扎在歸綏(現內蒙古自治區(qū)呼和浩特市)的父親去信,希望他不要打內戰(zhàn)。
 
就在當年9月,傅作義指揮了他在內戰(zhàn)中的經典戰(zhàn)役大同集寧戰(zhàn)役一一圍魏救趙,攻擊集寧,解除了解放軍對山西大同的圍困。大同集寧戰(zhàn)役后,共產黨控制的張家口失守,傅作義的部隊移駐張家口。為此,傅冬菊還專門跑到張家口找父親,當面勸說父親不要參與內戰(zhàn)。但打不打內戰(zhàn)遠遠不足作為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傅作義能夠左右的。
 
 
圖:人民解放軍炮兵部隊通過北平前門大街
 
毛遂自薦到《大公報》應征
 
1946年秋天,傅冬菊從西南聯(lián)合大學畢業(yè)。她毛遂自薦,與大公報天津報館聯(lián)系,希望能到《大公報》工作。
 
傅冬菊隨后被大公報天津報館錄用為副刊部記者,經常到北平、天津的大學為大公報副刊約稿、編稿。在來往于北平和天津的過程中,傅冬菊多次專門去探望駐扎在張家口的父親。
圖:傅冬菊(右三)與同事和朋友在大公報天津館前留影
 
傅冬菊的女兒晨風透露,雖然當時正爆發(fā)內戰(zhàn)。但母親和姥爺談得最多的仍是希望他不要打內戰(zhàn)。1947年年底,解放軍在各個戰(zhàn)場節(jié)節(jié)勝利,蔣介石決定在北平成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傅作義出任總司令,并遷居北平。
 
1948年,華北的戰(zhàn)事已到一觸即發(fā)的時刻。此時,傅冬菊決定,一定要做通父親的工作,不打內戰(zhàn)了。而且,父親當時一個人在北平,沒有親人在身邊,也需要人照顧。于是,傅冬菊就從天津回到父親身邊,只有送約好的副刊稿件才回天津報館一趟。
 
在照顧父親的日子里,傅冬菊經常跟父親談論國內形勢與和平問題。同時,還經常給父親介紹共產黨的主張。她也發(fā)現父親在讀毛澤東寫的《論聯(lián)合政府》,其中有些感興趣的地方還劃了線。
 
傅作義是一個“布衣將軍”,生活簡樸,他參加過軍閥戰(zhàn)爭,也參加過抗日戰(zhàn)爭,對民眾的疾苦非常同情。在內心深處,不愿意再打內戰(zhàn),對這場戰(zhàn)爭的勝負也非常明了。但作為一個軍人,他又不得不服從國民黨政府的命令,內心非常痛苦和矛盾。

圖:北平市民與人民解放軍坦克手熱情握手,表示歡迎
 
1948年的中國,國民黨政府貪腐盛行,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在戰(zhàn)事上節(jié)節(jié)敗退,已到日薄西山的境地。
 
傅作義素來喜歡和社會賢達交朋友,大家也一致主張不要再打內戰(zhàn),和平解決北平問題,不能讓北平這個千年古都毀在戰(zhàn)火里,讓北平200多萬民眾生靈涂炭。
 
低調行事不提功績
 
傅冬菊的女兒晨風說,在幾十年的歲月里,母親從不向人說自己的功績,包括子女。“我們都不知逍,我姥爺和母親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是有功勞的。”
 
許多介紹北平和平解放的資料,都稱當時傅冬菊去做父親傅作義的工作是受黨組織的指派,并從傅作義那里收集情報傳給平津戰(zhàn)役前線指揮部。“有人將母親描述成潛伏在姥爺身邊的特務,這是錯誤的。”晨風說。
 
母親在世時告訴她,當時到姥爺傅作義身邊照顧他,并勸說他不要打內戰(zhàn),并非組織指派。所做的事也是一個女兒對父親的愛,和一個思想進步的青年對民眾的關懷。
 
 
圖:人民解放軍進駐北平,軍紀嚴明,軍容整齊,受到北平市民稱贊
 
晨風說,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時,母親在山西太原上小學,姥爺在外地帶兵,姥姥只好帶著孩子們回山西萬榮縣老家避難,費勁辛勞到了老家,日本軍人又打過來了,又和大家向南方逃難。后來,因為姥爺的關系坐上了南下避難的專用車,這才到達臨時首都重慶,這段經歷對母親影響很大。
 
負責傳遞和談信息
 
李汀也證實,自己在采訪博冬菊時,傅冬菊特意強調,她當時到父親身邊去做工作是自愿的,要勸父親不打內戰(zhàn),多了解共產黨的主張。當然,后來與組織聯(lián)系上后,組織是贊成她這樣做。此外,她沒有收集所謂的軍事情報。
 
即使傅冬菊真有收集情報的想法也不可能實現,一是傅冬菊雖然她可以進入作戰(zhàn)室,但自己并不懂軍事;二是傅作義的生活和工作是嚴格分開的,也避免女兒接觸到軍事秘密,這一點在傅作義部隊起義高官的回憶錄里也有提及。
 
 
圖:傅作義將軍,毛澤東曾高度評價: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勞很大,人民永遠不會忘掉你
 
“母親說,她不希望姥爺打內戰(zhàn),但作為女兒,她也不希望姥爺受到傷害,因此,她不可能去收集情報,讓姥爺面臨危險的。”晨風說,“她主要做的工作是照顧姥爺,勸說他選擇和談,并負責向兩邊及時傳遞和談的信息。”
 
代父發(fā)首封談和密電
 
1948年10月30曰,傅作義最終下定和談決心,對他的“心腹”——剿總副秘書長、政工處長王克俊提出要和共產黨進行和談。當時,獲得遼沈戰(zhàn)役勝利的東北解放軍尚未入關,對北平、天津形成包圍。
 
當晚,他向王克俊談了戰(zhàn)爭前途、人心向背,以及抗日戰(zhàn)爭和內戰(zhàn)的不同等,最終的結論是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眼下必須當機立斷,脫離國民黨,與共產黨開始談判。
 
當時,在傅作義的部隊里,密布著軍統(tǒng)、中統(tǒng)的特務,如何把和談的意向傳遞給共產黨成為問題。傅作義想到了女兒傅冬菊,一來最可靠,二來經常給他談論共產黨的事,稱有共產黨的朋友。
 
 
圖: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人民解放軍舉行入城式,圖為通過正陽門的情況
 
傅作義之后問女兒是否有共產黨的朋友,在得到傅冬菊肯定的回答后,又詳細詢問認識的是毛澤東的人,還是聶榮臻的人。11月7日,傅作義讓傅冬菊向共產黨發(fā)出了第一封和談密電,內容主要是闡明不愿意再打內戰(zhàn),希望中共派代表到北平進行和談,并吿訴對方自己能控制的陸、空軍的數量等。對這個日子,傅冬菊記憶非??隙?,她說是父親從南京參加軍事會議回到北平的第二天。
 
但是,和談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第一份密電發(fā)出后,并未得到中共方面的回應。
 
陪伴父親加速停戰(zhàn)和談決心
 
當時,中共方面為保護北平古都和民眾生命也正在謀劃和平解決北平的問題,但接到傅作義的和談密電后,中共對和談存有懷疑:就在10月底,傅作義還按照蔣介石的命令派軍偷襲石家莊和中共首腦駐地西柏坡,現在是真心談和,還是采取的緩兵之計,中共制定了以打促和的方針;同時,中共也不能接受傅作義以軍事政治實力為資本,提出的談判條件。
 
另外,中共方面認為,當時,華北近60萬軍隊中,傅作義的嫡系只有20多萬,另30多萬為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必須將這些部隊圍困,打擊了實力方能實現真的和平。
 

圖:人民解放軍騎兵部隊通過前門大街

在和談的過程中,傅作義也出現反復,內心特別焦慮、煎熬,一度出現戰(zhàn)死也要忠于職守的戰(zhàn)的思想。
 
在這段艱難的日子里,傅冬菊一直陪在父親的身邊,做父親的思想工作,促使父親早下停戰(zhàn)和談的決心。
 
1948年12月份開始,中共和傅作義先后進行了三輪談判,又在新保安、張家口、天津等地打了幾場很激烈的仗,傅作義都失敗了。
 
1949年1月21日,經過反復談判,國民黨華北剿總和共產黨平津前線指揮部簽署了《關于北平和平解決問題的協(xié)議書》,北平和平達成圓滿結果。
 
壓下一封信改變北京古都命運
 
就在和平協(xié)議簽署后軍隊陸續(xù)開出城的階段,出現了一次可能逆轉北京城命運的險情,若不是傅冬菊機智應對,也許北京城還會再起烽火。這件事很少被人提起。
 
雙方簽署和平協(xié)議后,1月25日,華北剿總談判代表鄧寶珊與中共代表蘇靜去中南海居仁堂見傅作義,準備把林彪、羅榮桓的一封“平津前線司令部首長致傅作義的公函(最后通牒)”,轉交傅作義。
 
 
圖:人民解放軍入北平城前進行交接

公函的內容是毛澤東起草的,措詞極為激烈、嚴厲。公函稱:“……貴部軍行所至,屠殺人民、奸淫婦女、焚毀村莊、掠奪財物、無所不用其極……在貴將軍及貴屬統(tǒng)治之下,取消人民一切自由權利,壓迫一切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在北平城內逮捕無辜人民……貴將軍身為戰(zhàn)爭罪犯……即應在此最后時機,遵照本軍指示,以求自贖……”

鄧寶珊覺得措辭過于激烈,直接交給傅作義可能會對北平和平解放產生不利影響,就沒有把信直接交給傅作義,而是給了傅冬菊。
 
傅冬菊看了信后也吃了一驚,以她對父親的了解,如果看到這封信,北京的和平解放將生變量:但她又不能欺騙父親,經過考慮,將信壓到了父親辦公桌上文件的最下面,暫時不讓他看到。
 
就在1949年2月1日,解放軍入城后的第二天,《人民日報》以北平解放經過為題發(fā)表了這封信。此后,傅冬菊把信交給了父親。
 
 
圖:北平人民熱烈慶祝華北解放

晨風吿訴本報記者:“姥爺當時非常生氣和激動,還痛責了母親,說她不該壓下這封信。”

晨風回憶,母親曾表示,她深知父親“士可殺,不可辱”的性格,如果當時把這封信交給了他,也許會再打起來,古都和民眾免戰(zhàn)的愿望能否實現可就真不敢想象。
 
對于這一細節(jié),在記述北京和平解放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史料中,鮮有提及。而僅憑這一點,傅冬菊就稱得上是對挽救北京古都作出了貢獻的一位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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