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京都旅行時，我特意帶上川端康成的小說《古都》。如果單看書中九個章節(jié)的標題，你會以為這是一本旅游書，而不是小說。正如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所說：在《古都》中“城市本身才是真正的主角。”以前去京都時，我是用建筑師的眼睛去看城市。這一次，我借來日本文學家的眼鏡，試從不同的角度看一看京都。

　　建筑是人類創(chuàng)造的空間。川端也說：“要是沒有人類，也就不會有京都這座城市。”所以，有什么樣的人，才會有什么樣的建筑空間。《古都》講的是京都少女千重子受到身世困擾和遇到孿生妹妹的故事。一些文學評論說，川端的小說表現(xiàn)了孤獨美、古都美和傳統(tǒng)文化之美。但我看到的《古都》是一個關于丟失身份、雙重身份，以及尋找身份的故事。有趣的是，困擾千重子的問題也是我在研究中國現(xiàn)代建筑時常會遇到的問題。

京都國際會館的外形像是科幻片中的太空飛船。\作者攝

　　雖然小說名為《古都》，但故事發(fā)生在現(xiàn)代的日本。川端的小說寫于六十年代初，此時日本的經濟發(fā)展已超過二戰(zhàn)前的水平。帶領日本戰(zhàn)后經濟復興的是明治時代出生的那一代人。然而，戰(zhàn)后的這次全盤西化與十九世紀“明治維新”的情況是不同的，主導者不再是日本的天皇，而是美國的麥克阿瑟將軍。因此，這一輪的全盤西化實際上是“全盤美(國)化”，對傳統(tǒng)文化的沖擊遠遠大于日本過去所有的西化運動。川端的小說即是對這個時代的回應。它折射出日本人在這個大轉變時代的復雜心境。

　　當傳統(tǒng)文化的老屋面對著全盤西化的推土機，而日本在經濟復興后亟須重建文化身份的時候，川端讓人們重新發(fā)現(xiàn)了日本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他的小說既有對老日本的懷念，也是對新日本的呼喚。正如諾貝爾獎評委指出的：川端“在戰(zhàn)后兇猛的美國化浪濤中，溫柔地提醒我們：為了新日本，有必要保存老日本的某些美和民族個性。”

　　當文學家為了保存和發(fā)揚傳統(tǒng)文化而奮力筆耕的時候，日本的建筑師在做什么?或者說，京都有沒有一座現(xiàn)代建筑可以與川端對話?

　　川端說：“在京都，論山就得說叡山。”正是在叡山山麓，我找到了一座可以與《古都》對話的建筑──京都國際會館。它建于一九六六年，由日本建筑師大谷幸夫設計。它的傾斜外墻讓我想到王澍設計的寧波博物館(二○○八年)。假如普立茲克建筑獎在六十年代已成立，那么大谷可能會在獲獎名單上。假如京都國際會館建于二○○八年，那么大谷將是王澍的一個有力的競爭者。

　　京都國際會館雖然是現(xiàn)代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卻表現(xiàn)出日本傳統(tǒng)建筑的神態(tài)。梯形正反組合的造型令人聯(lián)想到日本的古神社和古民居。同時，長長的、帶有一排六角窗的側壁像是科幻影片中的太空飛船的船舷，帶有未來主義的意象。粗獷的、巖石般的墻體與自然環(huán)境渾然天成，錯落起伏的建筑輪廓與叡山遙相呼應。按大谷的話講，這是建筑與自然環(huán)境在“對話”。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這是一座西式的、功能主義的現(xiàn)代建筑，但同時讓人一眼就可辨認出它的日本文化身份。大谷并沒有抄用大屋頂、瓦爿墻之類的傳統(tǒng)符號，而是在現(xiàn)代建筑的設計原則下，巧妙地在現(xiàn)代空間結構中注入了日本文化的精神，從而把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未來與歷史、自然與建筑，合成一個共生的有機體。如果將京都國際會館與寧波博物館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兩者在形式上有相似之處，但在思想和設計手法上是很不同的。

　　大谷的建筑并不是一個孤立的作品，探索日本現(xiàn)代建筑新方向的不是僅有大谷一個人，而是有一個叫作“代謝主義”的群體。它的帶頭人即是大谷的老師丹下健三。這個群體還包括了磯崎新、槇文彥、菊竹清訓、黑川紀章等一批中青年建筑師。他們認為，建筑和城市應通過新陳代謝，成為不斷生長的有機體。

　　在建筑藝術上，他們對西方現(xiàn)代主義建筑進行了反思和批判。為了表現(xiàn)日本文化的獨特性，他們提倡給現(xiàn)代建筑注入日本的空間元素。為此，他們回到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靈感。他們的作品為現(xiàn)代日本樹立了新形象，提高了日本建筑在國際上的可見度和認受性。然而，由于七十年代的能源危機，這艘駛向未來的代謝主義飛船停在了七十年代。

　　川端的小說與大谷的建筑幾乎是同時間出現(xiàn)的：一九六二年川端的《古都》出版，一九六三年大谷的設計方案中選，一九六六年京都國際會館建成，一九六八年川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除了在創(chuàng)作時間上同步，他們在藝術理念上也有共鳴。在諾貝爾文學獎的典禮上，評委會的代表、詩人奧斯特苓(Anders Österling)在致辭中說：川端“誠然受到現(xiàn)代西方的寫實主義的影響，但同時，他更忠實地保留了日本古典文學的根基，并明顯地表現(xiàn)出一種珍惜和維護民族傳統(tǒng)風格的傾向。”如果用這段話來評述大谷和他的建筑，那也適合。

　　川端和大谷的一個共同點是：雖然在作品中都有傳統(tǒng)的元素，但他們的目的不是回到過去，不是恢復傳統(tǒng)，而是經過消化和吸收傳統(tǒng)，采用現(xiàn)代的手法，創(chuàng)造出新的、具有日本特色的現(xiàn)代文化。

　　不同的是，大谷的建筑是開朗的、剛陽的、充滿了自信和樂觀，而沒有川端小說中那種含蓄的、陰柔的、彌漫著自憐的傷感。川端與大谷的年齡相差二十五歲，屬于兩代人。川端發(fā)表《古都》時是六十三歲，大谷設計國際會館時是三十九歲，他們處于不同的人生階段。因此，他們在看待日本的過去和未來時會有不同的角度，并創(chuàng)作出不同的藝術形象。但殊途同歸，他們都找到了那個融合了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文化的“新日本”。

　　川端的小說使我對日本建筑有了更深的理解。在《古都》中有許多對京都建筑的描寫。不過，在川端寫成小說的時候，京都國際會館的設計方案尚未揭曉。倘若他在看到大谷的“新日本”建筑之后才寫《古都》，那么他的筆調會不會少一點傷感?小說的結尾會不會是一個有陽光的溫暖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