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近日接受電視節(jié)目《清心直說》訪問時，批評法庭將個人權(quán)利凌駕社會利益，指香港司法機關(guān)文化過去二十多年來完全是誤入歧途，判決不是對準真正重點，而是著眼於律師的論點，司法機關(guān)文化應該進行改革，并從最高層開始，令其重新恢復普通法的精神，并指法官有份助長去年抗議事件。作為深諳司法機關(guān)內(nèi)情、在香港司法界德高望重的前常任法官，烈顯倫敢於直言，直指要害，所言振聾發(fā)聵，發(fā)人深?。?/p>

　　就在昨日，因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中“勾結(jié)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的黎智英，竟然獲批準保釋！眾所周知，過去半年來香港出現(xiàn)大量“棄保潛逃”的個案，都是源於法庭的“縱容”；而黎智英涉嫌多項罪名，被指存在明顯的潛逃風險，主審法官居然做出這樣的決定，實在令人詫異！根據(jù)《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35條，律政司據(jù)理力爭，繼續(xù)上訴要求在等候上訴期間先繼續(xù)還押被告；然而，法官拒絕律政司申請，多案纏身的黎智英竟然即時獲準保釋。

　　法官豈能被律師牽著鼻子走？

　　法院是維護社會公義的最后堡壘，若法院作出的裁決有失公允，則法治精神蕩然無存，社會將陷於混亂。種種現(xiàn)象表明，司法改革勢在必行。

　　烈顯倫指出，香港司法機關(guān)的判決不是對準真正重點，而是著眼於律師的論點，他又指出“其中許多論點相當可笑，但法官覺得有責任要考慮那些論點并為沒有充分考慮而道歉，其實他們的專業(yè)責任是審理雙方自己呈交的材料，而不是所謂的律師論點，那不是法院的職能。法院不是做考官，給考卷評分。”

　　事實正如烈顯倫所言，某些法官在審理案件時擺錯了“姿勢”，不是將自己置於居中的位置，理性傾聽控辯雙方的意見，而是把身子側(cè)向了辯護席，過於看重被告及代理律師的各種奇談怪論。

　　在去年“修例風波”中，被檢控的暴力違法人士個個都將自己包裝成“人權(quán)衛(wèi)士”“民主鬥士”，大呼自己“愛香港”“為了香港的未來”。一些法官竟然被這些人“滿腔熱血”感動，甘愿充當政治立場的“裁判官”，只要辯護詞寫得煽情、有文采，就會受到法官的青睞；於是，不該輕判的最終輕判，不該保釋的最終保釋。甚至有法官當庭讚譽暴力犯罪的被告“愛惜香港”，“優(yōu)秀嘅細路”，是“有抱負、有理想的年輕人”，令人瞠目結(jié)舌！而被輕判的被告，對法律毫無敬畏感，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毫無悔意；獲準保釋的嫌犯，更有不少人棄保潛逃。試問：這難道不是打了主審法官的臉嗎？

　　基本法賦予香港“司法獨立”，司法機關(guān)判案不受任何干涉，這是對司法機關(guān)的信任和尊重，司法機關(guān)的權(quán)威性也源於此；但某些法官不珍惜這些，甘愿被律師牽著鼻子走，如此“放低身段”，并非“開明”的表現(xiàn)，實屬對法治精神的不尊，對法律的不忠，對社會的不負責任，司法機關(guān)的這種文化確實十分荒謬！

　　再以黎智英昨日獲保釋為例，黎智英的律師稱，愿意留在寓所，不使用社交媒體，不做相關(guān)評論，并以電子儀器監(jiān)控其動向，主審法官竟然批準了黎智英的保釋請求。但黎智英是反中亂港的“總舵主”，他和外國勢力過從甚密，俗話說“狡兔三窟”，誰能知曉黎智英還有什麼秘密通道？誰能保證黎智英不會棄保潛逃？對這樣一個多案在身的人，怎能輕易相信代理律師的承諾？

　　法院豈能避重就輕？

　　烈顯倫指出，終審法院曾嚴厲批評香港法院的作風，“第一是強調(diào)案件不需繁複分析，因案件著眼於法例裏的幾個字眼；第二是律師引用專家的意見法庭而又受理，導致他所謂的艱澀爭論；第三是法例本身的立法歷史根本無關(guān)宏旨；第四是法庭依賴所謂的專家是誤導；第五是用標籤轉(zhuǎn)移了注意力，忽略了被告的想法，那才是要分析的重點。”

　　烈顯倫所指以上五點，可謂句句在理，字字戳心。平心而論，“修例風波”期間的暴力違法案件，案情十分簡單，其中并非暗藏著“三十六計”。暴力就是暴力，違法就是違法，就連普通市民都看的清清楚楚，但到了法庭上，法官把大量精力放在了律師列舉的“專家意見”上，作出的判詞艱澀難懂；當公眾質(zhì)疑有嫌犯被輕判時，某些司法人員又高高在上，嘲笑市民不懂法律。而一些被告一旦貼上“學生”“年輕人”“愛香港”的標籤，似乎就擁有了“免罪金牌”，法官對這類被告總是輕輕放過。

　　任何法官審理案件，都必須以法例裏的幾個字眼作為依據(jù)，豈能以“法例本身的立法歷史”、被告身上的“標籤”、專家的艱澀解讀作為主要依據(jù)判案？如此避重就輕、捨本求末，是專業(yè)精神和專業(yè)能力不足？還是有意所為？相信這類案例積少成多、積非成是，公眾已經(jīng)看得明明白白。

　　濫用基本法豈能容忍？

　　烈顯倫表示，他對事不對人，所針對的是三方面：“第一，律師濫用基本法而法庭又容忍；第二，濫用公法程序，尤其是反覆行政區(qū)定的程序；第三，許多法庭判決失了焦點。”

　　世界上任何權(quán)力都是有邊界的?；痉ㄙx予香港獨立的司法權(quán)、終審權(quán)，這些權(quán)力并非沒有邊界。“司法獨立”是指司法機關(guān)審理案件不受干涉，司法人員判案不受法律追究。但司法機關(guān)和司法人員必須明白：必須依法判案，不能僭越權(quán)力，不能違反公法程序。

　　以往，香港出現(xiàn)過司法人員僭越中央權(quán)力的情形，在審理“修例風波”期間的案件中，又出現(xiàn)法庭容忍律師濫用基本法的情形。比如，有律師認為，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遊行、集會、示威的權(quán)利，卻閉口不談被告參與的是“未經(jīng)批準的遊行集會”，或在遊行集會中有暴力行為；有主審法官竟然容忍其斷章取義、曲意解讀。又比如，有律師稱被告的言行并未違反基本法，但被告宣示的政治口號明顯煽動分裂國家。如此事例，屢屢出現(xiàn)。

　　如何理解基本法？某些法官表現(xiàn)得非常遲鈍，經(jīng)常掉入某些律師設置的“邏輯陷阱”，提不出有力的反駁觀點。基本法在香港具有憲制地位，堂堂法官難道可以對基本法一知半解嗎？難道可以任憑律師濫用基本法而束手無策嗎？

　　烈顯倫的批評，如同重槌擊鼓，司法機關(guān)應該警醒了！司法改革是時候了！

　　（本文作者為港區(qū)全國政協(xié)委員、香港新時代發(fā)展智庫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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