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最近撰文，稱他與美國總統(tǒng)拜登共進午餐后心情變得十分沉重，他的直覺告訴自己，拜登搞定了西方盟國，但無力團結自己的國家。弗里德曼憂慮，2024年的美國大選還能不能和平移交權力。

　　在筆者看來，且不論拜登是否能夠彌合國內的分歧，所謂拜登搞定西方盟國的判斷也是值得高度懷疑的。表面看，俄烏戰(zhàn)爭爆發(fā)后，西方國家表現(xiàn)出空前的團結，也讓北約“起死回生”，但時間絕對不是拜登的朋友。俄烏戰(zhàn)爭看不到盡頭，不僅歐盟內部圍繞對俄的下一步制裁出現(xiàn)激烈的爭吵，而且法德與美英等國圍繞如何與普京進一步打交道方面也漸露分歧，如果這場戰(zhàn)爭打到冬天，缺油少（天然）氣的歐洲老百姓如何度日都是一大問題，這可不是幾個政客嘴上喊著與俄羅斯脫鈎就能輕易實現(xiàn)的。更何況在戰(zhàn)爭問題上，美英往往與法德搞不到一起，2003年的伊拉克戰(zhàn)爭就是典型的例子，也是從那一次開始，冷戰(zhàn)后的國際秩序遭到無情破壞，國際法的“破窗效應”持續(xù)強化，以致侵略一國的主權可以隨便找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紐約時報》6月5日發(fā)表了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彼得．貝納特文章，認為拜登政府的外交團隊是一個“小集團”，不僅理念相同，且過去都是老朋友，減少了爭奪地盤帶來的摩擦，團結是他們的優(yōu)勢，但也構成了致命的弱點，即陷入了“群體思維”，犯了決策大忌，失去了應有的觀點碰撞和糾偏的機會。

　　美國外交團隊屬于傳統(tǒng)建制派，竭力維護軍工復合體的利益，同時視中國為強大的對手。正是在這個理念的驅動下，美國陷入了同時面對中俄兩個強大對手的戰(zhàn)略尷尬。這些外交領域的建制派，無論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均以零和思維定義國家間關系。特朗普時期，美對華發(fā)動了貿易戰(zhàn)，傷敵一千自損八百。人們本以為拜登上臺之后會很快就對華關稅政策進行調整，但一年半過去了，拜登還在延續(xù)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令美國商界極度失望。中國領導人早在3月就向拜登指出，中美關系之所以在低谷徘徊，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兩國高層達成的共識，在美國得不到落實，換句話說，拜登手下的官員根本不聽總統(tǒng)的。據報道，拜登對身邊官員時不時糾正他的“口誤”感到憤怒，提醒下屬他才是真正的美國總統(tǒng)，而不是一個木偶。

　　美國對華加徵的關稅于今年7、8月將陸續(xù)到期，拜登這一次有意甩開“小集團”，取消部分對華關稅，畢竟美國通貨膨脹的壓力實在太大了。《紐約時報》報道，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農業(yè)部長維爾薩克均反對取消對華關稅，而財長耶倫、商務部長雷蒙多則認為，調整關稅對企業(yè)和消費者有好處。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奧巴馬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弗曼估計，取消所有對華關稅將會使消費者物價指數下降0.5%。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辛格說得非常直白，雖然保留對華關稅可能創(chuàng)造了對華談判的籌碼，但他們并不能達到戰(zhàn)略目的，尤其是“無關加強關鍵供應鏈和支持國家安全的產品”，“為什么我們對自行車、服裝和內衣去征收關稅呢？”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6月5日在接受CNN采訪時承認，拜登總統(tǒng)已經下令研究取消部分對華關稅，主要涉及日用品，而對中國的鋼鋁產品仍將保持關稅，以保護美國工人及鋼鐵業(yè)的利益。

　　美國對華關稅政策的分歧被媒體曝光，也是政府內斗的延伸及具體反映。財政部和商務部更多地代表了華爾街及美國商界的利益，對美國經濟和金融危機的感受更加深切，也深知與中國進行宏觀政策協(xié)調的重要性，這與外交與國安團隊“小集團”的利益存在沖突，這些人均從“經濟考量安全化”的思維出發(fā)，將一切經濟活動置入國家安全的視角，大大增加了經濟運行的成本和代價。

　　外交與國安團隊是總統(tǒng)的重要智慧源泉，他們的視野和思維影響著總統(tǒng)的政治格局，對大國關系的走向起著十分重要的導向作用。這不由讓人懷念起基辛格、斯考克羅夫特這些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來。無論是70年代打破中美關系的堅冰，還是九十年代初中美關系從低谷中走出，這些人都發(fā)揮了關鍵作用。但時過境遷，特朗普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是換得最頻繁的，從弗林至麥克馬斯特，從博爾頓到奧布萊恩，均是中美關系惡化的推手，而拜登的國安團隊雖相對穩(wěn)定，但迄今看不出給拜登出了什么妙招，拜登的支持率一路走低也就不足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