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tǒng)拜登15日向國會提交報告，將中國認定為所謂“主要毒品來源國”。中國外交部18日在記者會上反擊，指出美國人口僅占世界5%，卻消費了全球80%的阿片類藥物，可謂全球禁毒事業(yè)的黑洞和亂源，是一家獨大的“主要毒品需求國”，沒有資格對中國的禁毒努力說三道四。美國毒品氾濫的根源在于自身能力不強，管控不力，減少國內(nèi)需求才是治本之道。

　　實際上，芬太尼危機暴露的更大問題是美國體制的多方面嚴重缺陷。

　　首先，阿片類藥物濫用危機源于1990年代中期美國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局（FDA）通過了普度製藥公司研制的強效藥物奧施康定，且大量推廣，這導致大批尋求緩解疼痛的美國人淪為癮君子。這類問題藥物得以通過復雜的審批程序，離不開製藥公司對國會議員、監(jiān)管機構(gòu)官員的政治游說和巨額金錢投入。根據(jù)2017年英國《衛(wèi)報》報道，此前10年里，美國製藥公司為游說和資助美國國會議員而投入的金額高達近25億美元；當時的美國國會中，眾議員里每10人有9人、100名參議員中有97人接受了製藥公司的競選獻金。

　　至于美國緝毒局、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局（FDA）等監(jiān)管部門官員，在政府監(jiān)管部門和製藥公司之間來回“橫跳”、攫取最大化個人收益的“旋轉(zhuǎn)門”現(xiàn)象司空見慣。特朗普政府的衛(wèi)生與公眾服務部長阿扎曾任製藥巨頭禮來公司美國分公司總裁，在他任職期間，禮來公司將其胰島素的價格提高了3倍，在美國社會引發(fā)了眾怒。

　　其次，面對朝野公認需要努力應對的芬太尼危機，美國國會兩黨口頭承認要努力解決問題，實際上奉行的是“權(quán)力斗爭派性高于人性”原則，更關(guān)注的是相互“使絆子”，寧可把肅毒的正事“攪黃”，也不愿意對方贏得“解決芬太尼問題”的政治聲望。2023年5月，共和黨控制的美國國會眾議院投票審議《阻止致命芬太尼販運法案》，133名眾議員投了反對票，其中132人來自民主黨。

　　再次，在吸毒人數(shù)增長到一定程度以至于形成了“風氣”、“時尚”，而吸毒者又可以投票選舉和參與競選等政治權(quán)利，那就遲早必然會有政客涌現(xiàn)出來，尋求通過毒品合法化等迎合吸毒者、毒販的政策主張而攫取這部分選票。在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下，一個利害相關(guān)更大、因而行動更一致的小團體在政治游說和影響競選中常常能夠表現(xiàn)出更強大的行動能力，由于這種“集體行動的邏輯”，這樣的“親吸毒”政客及其群體一旦萌芽，除非經(jīng)歷巨大社會震蕩整頓，一般都會滾雪球般日益壯大。

　　因此，我們看到，美國毒品氾濫問題愈演愈烈，但國內(nèi)對毒品的打擊力度卻越來越輕，毒品合法化甚至被視為“進步”和“政治正確”，要求別國單方面承擔的肅毒責任則日益擴大加重。在美歐等西方國家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沒有被遏制、消除，反而得到越來越強保護的情況下，無論如何打擊他們境外的販毒活動，都注定是徒勞的，他們要求別國單方面承擔的肅毒責任只會對正常國際貿(mào)易構(gòu)成日益擴大、加劇的干擾。

　　時至今日，美方就芬太尼等毒品國際貿(mào)易提出的“了解你的客戶”做法，遠遠超出聯(lián)合國禁毒公約對各國的義務約定。根據(jù)國際慣例和通行做法，保證國際貨物不用于非法目的屬于進口企業(yè)的基本責任和進口國政府的法定義務，出口方無論是在道義上還是在國際慣例中都沒有這樣的責任。就可行性而言，出口方也不具備核查境外客戶的條件，只有進口國政府和進口企業(yè)才有此條件。除非美國同意中國等出口國擁有在美國等進口國實施司法調(diào)查、執(zhí)法的治外法權(quán)，否則出口方根本不可能核查美國等進口國客戶，但這樣一來就徹底顛覆了國際體系中的國家主權(quán)。

　　那么，美方提出越來越多如此荒謬的主張之前，難道就沒有開動腦筋思考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