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緬印戰(zhàn)區(qū)盟軍將帥圖志》這本書的緣起，應該從章東磐、晏歡、牛子、戈叔亞等人主編的圖書《國家記憶：美國國家檔案館收藏中緬印戰(zhàn)場影像》說起。在近年出版的歷史類圖書中，《國家記憶》團隊無疑是最具“影像自覺”，且將一本書做成了“現(xiàn)象”的典范。

　　早在《國家記憶》出版之前，章東磐即在其成名作《父親的戰(zhàn)場：中國遠征軍滇西抗戰(zhàn)田野調查筆記》中插入了近百張“二戰(zhàn)”美軍照相部隊拍攝的滇西戰(zhàn)場照片，這些照片是由牛子等人幫其搜集的。這顯然為他的這部文學色彩甚濃的紀實作品增加了無可替代的歷史價值。于是，在深圳越眾集團等熱心公益事業(yè)的民間機構提供經費支持下，他又拉起一支團隊專程越洋赴美，從美國國家檔案館拷貝了大量有關中國抗戰(zhàn)的老照片及電影素材。經過遴選，其中的上千張照片被整理出來，先后編輯出版了兩部沉甸甸的“圖文書”，并被命名為《國家記憶》。

　　據稱，《國家記憶》團隊從美國“打撈”回來的老照片有2.3萬張，記錄的是1943 年至1945年的抗戰(zhàn)歷史，主要鏡頭聚焦于中緬印戰(zhàn)區(qū)的緬北滇西戰(zhàn)役。緬北、滇西戰(zhàn)役前后打了17個月，中國駐印軍與中國遠征軍在緬北、滇西兩線反攻，挺進2400公里，解放緬甸城市及城鎮(zhèn)50多座(18萬平方公里)，收復我國滇西淪陷區(qū)約2.34萬平方公里(面積介乎北京市與海南省之間)，殲滅日軍4.7萬多人，中國軍隊傷亡6萬多人。在抗戰(zhàn)歷史上，緬北、滇西戰(zhàn)役拉開了中國戰(zhàn)略反攻勝利的序幕，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在過去相當長的歲月里，這段歷史屬公眾歷史記憶的“盲區(qū)”，現(xiàn)在卻因為擁有最多數(shù)量的影像記載而成為“熱點”。

　　在抗戰(zhàn)時期的中國，照相機屬于難得的奢侈品。即便在擔負戰(zhàn)地新聞報道的記者中，擁有相機者亦為數(shù)寥寥，遑論普通軍人。因此，當我們欲直觀地回望這段交織著血與火的抗戰(zhàn)歷史時，惟有感謝昔日盟友美國軍人為我們記錄下的鮮活影像。雖說這些珍貴的歷史資料在大洋那邊沉睡經年，但終于有章東磐、晏歡、牛子這樣的有心人將其引進回國，并編著圖書、舉辦巡回影展，此舉的文化歷史功績，無論怎樣評價都不為過。

　　因為了解這個特殊的成書背景，筆者對于該書被命名為“國家記憶”就有一些苦澀的解讀。應該說，書名的四個字有一種宏大敘事特有的震撼感覺，但它卻經不起一問：這些“記憶”的內容是屬于我們的，這毫無疑問;但它是我們的“國家”記憶下來的嗎?顯然，這是美國人幫我們記憶的。對此，我們可以解釋說，當時我們沒有記憶能力，因為我們沒有美國那么好的物質條件。但是，是否僅因為這個客觀原因，才淪落到讓人家?guī)臀覀冇洃浀牡夭?須知，我們曾經一度想將其遺忘——并且是從蔣介石與史迪威分道揚鑣即已開始，并不需要等到后來新政權的誕生。因此，將這一民間行為冠以“國家”的宏大名義，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編者和出版人的某種“僭越”之心，即希望以此對那段歷史記憶予以“追認”。這無疑是令人心暖的“亡羊補牢”之舉。

二

　　在《國家記憶》第一部的發(fā)布會上，著名學者楊天石先生提出了“音像史學”的概念，對此書的價值予以肯定。他說：“由于照相術、電影、錄音技術的發(fā)展，在我們傳統(tǒng)的文字史學之外，出現(xiàn)了新興的史學門類，即音像史學，就是用聲音、圖像來記錄歷史。音像史具有形象直觀的效果，可以補充文字史的不足，更加可以極大地豐富我們對既往歷史的認知。”

　　楊先生還是從“有益補充”的角度來談，但筆者卻愿意將“影像史學”作為一個獨立的歷史敘事系統(tǒng)來看。過去人們的認識是，影像是依附于文字的，但是在《國家記憶》的這批照片上，美國照相兵在拍攝后都及時記載了照片的背景資料，2.3萬張照片，說明文字翻譯下來近300 萬漢字，因此照片及其附屬文字已獨立地構成了一個敘事系統(tǒng)。如果把這些圖片在結構上做一番整理歸納的話，就是一個完整的歷史記憶，并不需要其他依附。日本戰(zhàn)后出版的卷帙浩繁的《一億人的昭和史》，就是以每日新聞社保存下來的戰(zhàn)爭新聞照片，采用“圖文書”的體例編寫的，它成為日本公眾關于戰(zhàn)爭歷史認知的基本讀物。

　　在不知不覺中，我們進入了一個“讀圖時代”，其發(fā)端也許是多年前風靡一時的《紅鏡頭》《黑鏡頭》及山東畫報社的《老照片》系列叢書。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攝影影像作為記憶和傳播媒介的歷史和社會價值，較其他媒介有難以替代的優(yōu)勢。這尤其顯現(xiàn)在人類社會歷史在急速的現(xiàn)代性轉折時期。當只有影像才能記憶人類瞬息萬變的歷史腳印時，人們發(fā)現(xiàn)影像的記憶遠比藝術的想象力要重要得多。攝影所紀錄的社會發(fā)展，其復雜的內容和情感沖突的激烈，也比任何其他記憶載體在真實性上更具力量。

　　以抗戰(zhàn)時期的影像史料為例，由紅色攝影家沙飛創(chuàng)建領導的攝影隊伍所拍攝、保留下來的照片資料，實際上構成了中共領導敵后抗戰(zhàn)的政治話語權“佐證”，這顯示了新政權高度的“影像自覺”。在抗戰(zhàn)初期，沙飛就在攝影底片的保存方面制定了嚴格保護紀律，要求部屬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好底片資料，提出“人在底片在”的口號，并制定了一系列的保護措施。在1942年殘酷的反“掃蕩”戰(zhàn)爭中，晉察冀的攝影人以自己的鮮血，保護了珍貴的革命影像資料，這些珍貴的影像資料目前幸運地被保存在檔案室中，這是沙飛等革命攝影先驅的功勞。在沙飛不幸被冤殺之后，石少華接續(xù)了對革命攝影的領導工作。在長期的領導位置上，他堅持貫徹沙飛對歷史資料的保護意識，制定了許多相關的措施和紀律，其中最主要的是“密資”制度：即要求核心部門的攝影記者將全部的拍攝資料上交，對未能發(fā)表的照片一律以“秘密資料”方式封存。這項措施讓許多珍貴的影像資料得以留存下來，現(xiàn)在還封存在檔案庫中。由沙飛和石少華制定的這些制度，及由他們所培訓的革命攝影干部隨著國共內戰(zhàn)的展開，分散到了全國各地，結果成為新中國各主流傳媒攝影部門的普遍制度。

　　與中共方面的影像史相對比較完整不同的是，國民政府的影像資料就顯得較為稀少。在民間收藏市場上出現(xiàn)的民國影像資料，主要是家庭私人性的影像，社會性的影像較少。最近這些年由于一些文物販子在國外有意收購有關中國的影像，一些早期曾到過中國的外國人私人像冊開始“回流”到中國。這些影像非常蕪雜，從清末民初到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都有。而《國家記憶》團隊從美國國家檔案館拷貝的抗戰(zhàn)影像，從規(guī)模、數(shù)量上都堪稱史無前例。據筆者了解，四川大邑建川博物館聚落和中國傳媒大學崔永元口述史研究中心，也通過多方努力擁有了大量庫存影像。實際上，這樣的照片目前還有許多沉睡在國外，有待有識之士繼續(xù)搜尋打撈。

三

　　在《國家記憶》團隊中，晏歡無疑是一位發(fā)揮重要作用的骨干，書中歷史照片的說明文字，大部分都是由他翻譯的，他也是該書的編委之一。這位在內地長大并完成大學教育的香港建筑師，不僅有扎實的英語底子可以勝任此事，更為重要的是，他還是中緬印戰(zhàn)區(qū)著名將領、中國駐印軍第50師師長潘裕昆(后晉升新1軍中將軍長)的外孫;其祖父晏福標也是在衡陽會戰(zhàn)中為國捐軀的第46軍新編第19師第56團少校營長。來自其家族傳承的耳濡目染，使他對于這段歷史如數(shù)家珍，且具有不同于一般研究者的獨特個人情懷。

　　以從美國國家檔案館拷貝回來的這批歷史照片為基礎，又經過其他渠道的廣泛搜集，晏歡再度以“歷史人物”這個視角，編撰了這本《中緬印戰(zhàn)區(qū)盟軍將帥圖志》。這部新作品的合作者，是上海的“80 后”民國軍事史專家胡博。實際上，這次合作的緣起本身就有奇特之處：幾年來，晏歡在新浪微博上以@鷹隼N1A晏歡這個ID與粉絲們分享歷史照片，引來無數(shù)熱心者的參與。在辨識、考證照片的過程中，以胡博為代表的一干“大咖”脫穎而出。胡博的專業(yè)特長是民國軍事制度和軍事人物，筆者曾邀請他為拙作《1944：松山戰(zhàn)役筆記》和《1944：騰沖之圍》中的將領做小傳，并由衷地感佩他對那些將領的熟稔程度，幾乎像是一位從歷史“穿越”而來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敘廳官員。晏、胡兩位達人一拍即合，并力邀資深影像工作者、民國史料收藏家高小龍導演擔任總策劃，加之有資深圖書編輯董曦陽的鼎力支持，這部《中緬印戰(zhàn)區(qū)盟軍將帥圖志》即進入了實操階段。

　　幾年來，通過關注晏歡、胡博的微博，筆者對他們的工作有所了解。當搜尋到某些將領的照片及考證過程，他們還@我分享他們勞作的喜悅。可以說，這是“一樁事先張揚的編輯出版活動”，他們一邊勞作編書，一邊帶著幾十萬粉絲上了一堂抗戰(zhàn)歷史的公開課。因為有眾多粉絲先期“參與”此事，使得這本書尚在“作坊”操作階段即擁有了很多讀者訂單——這就是時下人們在新媒體平臺上了解歷史的全新方式：研討、參與、互動、傳播;“你寫我信”，“你說我聽”的單一維度的歷史教科書，早已不能滿足人們對于歷史的深度認知需求。

　　如前所述，一部中國現(xiàn)代的影像歷史，其價值絕不遜于文字記述的歷史，且照片的證據作用還可以校正許多歷史的誤區(qū)。這些年不斷出現(xiàn)的抗日戰(zhàn)爭正面戰(zhàn)場的照片，已有力地還原了歷史真實的一面，是對黨派歷史敘事的最大校誤。但是，影像的使用價值并非只是照片的收集與簡單展示。歷史照片在沒有具體的文字解說的狀態(tài)下，其社會歷史價值會受到嚴重影響。其意義就僅僅是一件“舊物”，而不具歷史文本的意義。也因此，只有對歷史影像做詳實的解讀，才能提升影像的真正價值。

　　考證歷史照片，在西方學界早已是相當成熟的工作，但在國內卻不那么重視。許許多多的歷史照片未經過嚴謹?shù)目甲C，就被解讀人員任意隨意地“看圖說話”，其中穿鑿附會、自我想象的成分居多，于是不免時空倒錯、錯誤百出。雖說，很多謬誤肇因于國家機器對歷史照片特別賦予了政治宣傳功能;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照片圖說被有目的地詮釋和恣意解說，也有可理解之處。但是當時空環(huán)境全然改變，政治的背景已然淡化，而應當還原其客觀真實面貌時，我們應當如何入手呢?比如，抗戰(zhàn)時期的照片，大部分記錄的是軍隊的戰(zhàn)斗生活，這時，就需要對當時軍隊的穿著、裝備的佩掛情形有所了解，然后再根據這些線索配合歷史事件去推斷該照片的真實時間地點。僅是在這一點上，能辨識、考證歷史照片的人即需要具備相當?shù)能娛聦I(yè)知識，有些佼佼者甚至是軍品和歷史影像收藏家。實際上眼下不少被奉為“軍事專家”的人，往往只會坐而論道空談軍事思想和軍事戰(zhàn)略，對于技術、戰(zhàn)術是門外漢，對于抗戰(zhàn)時期的“萬國牌”武器裝備和服制沿革毫無知識，腦子里只有“小米加步槍”或“武裝到牙齒”這類概念化的陳詞濫調，還將這方面的知識和技能視為難登大雅之堂的“末技”——這類“專家”基本上是網絡新媒體的門外漢，沒有領教過在這方面出硬傷慘遭“拍磚”的厲害。也正是在日益走向專業(yè)化、微觀化、精細化的歷史求知趨勢中，晏歡、胡博這樣的“大咖”才得以橫空出世。甚至有網友和讀者極而言之：這些能搞明白歷史細節(jié)的人，才是“真專家”。

　　《中緬印戰(zhàn)區(qū)盟軍將帥圖志》這本書的定位是“人物圖志”，即以照片+簡歷為將領做小傳。筆者以個人經驗深知，此事難度極大。筆者寫了兩本關于中緬印戰(zhàn)區(qū)之滇西戰(zhàn)場的戰(zhàn)史作品，對這本書中的很多將領的名字是熟悉的。但是將這些將領全部按其所在部隊編制序列和部職別列出，并將人物與照片一一對位，筆者雖也曾有此意但未能做到，只好在附錄中以文字介紹一下松山、騰沖戰(zhàn)役參戰(zhàn)將領的略歷，僅此還主要是請胡博幫助提供和完善的。

　　真正能影響和改變公眾歷史認知的，還是能經得起歲月滌蕩和書架陳列的作品。以此標準來衡量，這部《中緬印戰(zhàn)區(qū)盟軍將帥圖志》無疑是中緬印戰(zhàn)區(qū)抗戰(zhàn)史的“人物影像詞典”，具有“工具書”的價值。

　　在翻閱《中緬印戰(zhàn)區(qū)盟軍將帥圖志》書稿時，筆者耳邊時時回蕩著一段旋律。這首《歷史的天空》是一部著名電視劇的主題歌，它是為了中國歷史上的分裂時代——三國時代爭霸天下的所謂英雄而寫的。但筆者細細品味，感到更配享以此歌詠的，則是本書中為了民族獨立自由而抵御外侮、在邊疆和異域浴血奮戰(zhàn)的百多位抗戰(zhàn)將領。

　　謹抄錄歌詞獻給他們：

　　暗淡了刀光劍影遠去了鼓角錚鳴

　　眼前飛揚著一個個鮮活的面容

　　湮沒了黃塵古道荒蕪了烽火邊城

　　歲月啊你帶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

　　興亡誰人定盛衰豈無憑

　　一頁風云散變換了時空

　　聚散皆是緣離合總關情

　　擔當生前事何計身后評

　　長江有意化作淚長江有情起歌聲

　　歷史的天空閃爍幾顆星人間一股英雄氣在馳騁縱橫

　　(作者：余戈，1968年出生，滇緬抗戰(zhàn)歷史研究者，著有“滇西抗戰(zhàn)三部曲”《1944：松山戰(zhàn)役筆記》《1944：騰沖之圍》《1944：龍陵會戰(zhàn)》，作品曾獲中國好書獎、中華優(yōu)秀出版物獎、文津圖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