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會以為，我現(xiàn)在是空了，不卷了，所以開始畫畫。殊不知，所有的畫，都不是在空閑時，而是更加忙碌并極度疲倦掙扎時，才動筆畫的。
與大多數(shù)美好的事情一樣，畫畫發(fā)生在夜晚。那種“舉世皆睡我獨醒”的感覺，讓畫布和顏料變得不安分了起來，敘事也由此開始。
我曾經(jīng)帶著完成了一段時間的余華肖像，去找我心目中現(xiàn)象級的肖像畫大師崔小冬老師指點，說指點，說白了是想去蹭他幾筆，只要想著他修改過的痕跡留在畫布上，那種與國美新“哲匠”一起作畫的感覺，是可以讓云朵飛起來的。我知道余華是他喜愛的作家，他可以拒絕我，但他不能拒絕讓如此偉大的作家被沒有技巧的畫筆瞎折騰。如果他忍不住要干預，那正是我想要的。
作家余華肖像
“這沒法改。”他說。
我并不奇怪，因為大部分老師都會這么說。他們天賦異稟，他們訓練有素，他們爐火純青，他們德藝雙馨。面對完全不同的話語表述，“沒法改”是真實的直覺，就好像天要把自己降到地上時，天找不到可以送他下來的云梯。
“乍整啊？”他看著畫，一籌莫展的樣子。
每當這時，我就會置換角色，變身為老師。我的標準很簡單，女人漂亮，男人帥氣，通吃一個“神似”。我非常清楚自己意識抵達而畫筆不聽使喚的那些地方，所以我可以知道老師應該“如何改”。
通常崔老師會按我的想法改幾筆，但確實就只是幾筆。在他這個年紀，他當然知道我的虛榮心甚至小伎倆，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要讓那張畫依然是“我的”。所以他容忍所有的“笨”與“拙”，就只在我實在覺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地方，加一兩根線條。
我自然是不滿足的，因為余華還是那個余華，但細細看來，余華又已不再是那個余華。
作為對我勤勉與進步的鼓勵，崔老師還教了我一招，那就是，當我想要呈現(xiàn)比較立體的效果時，讓我不是順著線條的整體趨勢，而是往相反的方向走筆。我似信非信，但我把這個奧秘，如果它果真是奧秘的話，深深地記在心里了。
這幾乎是我所有的求師之路上必然會重復遇到的場景。我認識江南一眾著名的畫家，機緣巧合我還寫過不少老師的藝術評論，但是每當我說我想拜師學藝時，似乎并沒有人相信我真的能堅持。
“你可以去請教常青老師，我覺得你的畫與常老師在感覺上有某種共通的東西。”版畫系的孔國橋老師說。
“你畫的女性肖像都很美很純真，有點像崔小冬老師畫的氣息。”常青老師說。
“如果想接受一些基本功的訓練，你可以到小冬美術館邊上的東昱畫室練練手。”何紅舟老師給出的建議，與他任何一次給出的建議一樣真誠。
“就林徽因的肖像，以我有限的視覺經(jīng)驗，水墨畫印象最深的出自吳山明老師之手，油畫則是何老師您這張《太太客廳》了。”
當我跟何老師這么說時，我并不是在套近乎，我倒也沒有想過，在經(jīng)歷了那么多迂回而溫婉的“過場”后，我可以有勇氣向眼前高山仰止般的形象提出求學申請，那可是畫《紅船》的紅舟老師啊。而且我即使學，也不可能是高度寫實的那個路向，而應該是有點現(xiàn)代主義，有點當代的那種感覺。
這時情不自禁想起了吳山明老先生。“你可以到我的高研班，但高研班學費比較貴。你也可以來做訪問學者，有時間就帶些你畫的作品來，我告訴你好在哪里，問題在哪里，要怎么提高。”
感謝有心人，我最終得以圓了做國美第一代“哲匠”、憑借宿墨畫永久載入美術史冊老師訪問學者的夢，但是我還沒來得及給吳老看幾次我的畫，他就云游天堂去了。當我用疼痛之手嘗試畫與吳老一起看手機的場景時，還是鄔大勇老師助我留下吳老真實完美的親和形象。鄔老師說“還是要有線”，并送了我一本巴黎畫派德朗的畫冊。我知道“線”這個概念，在國美以及他尊敬的導師那里，是被反復強調(diào)的。有時候，這個“線”被延伸為“東方的線性文化”。我接過德朗的畫冊，心想我何時能畫出他所說的流暢之線啊！
我又想起潘鴻海老先生，曾經(jīng)，他那在老下城（現(xiàn)拱墅區(qū)）新華印刷廠的畫室隨時向我敞開，但那時去先生那里，多是聽他講人生，講如何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如何畫自己熟悉的東西永遠不會錯，講小孩子不要想著畫畫就只要把清華北大給考上。只有一次，我與女兒在畫室畫了他的一張臉。他看了看提筆把眉毛夸張加粗，配了自己斜靠在沙發(fā)上抽煙的放松身形，還順手加了一段文字，大意是我與女兒到他畫室戲筆，合作完成了他的肖像速寫，頗有趣。
風云際會，而我一直在虛度。這等大師，一一相逢，一一錯過。沒想著學點本事，只想著單是相逢與對話，便已是奇跡。
如今他們已遠去。而我除了記憶，以及肉眼可見的變老，不知道自己還有什么。
時間棄我。
我棄時間。
在如此孽債般的雙向輪回中，我重新想起了——畫畫。
如果一切都太晚了，還有什么是來得及的，答案依然是——畫畫。
“從來沒聽說畫不好的人去干別的。”常青老師說，“倒是很多本該干別的事的人，也來畫畫了，而且還畫得不錯。”
常老師就是這樣，有口無心，有意無意，便一語雙關意味深長了。
但常老師從來不打擊想畫畫的心的，不管這顆心安在誰的身上，這也許是他之所以成為之江大地油畫院院長的原因之一。你怎么畫，他怎么說好。說畫得有點像崔小冬，那是最基本的了。他能在最笨的畫里看到馬蒂斯，看到索羅亞，看到尤恩，看到許許多多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可能性。即使你以他為原型進行創(chuàng)作，即使你臨摹他青年時的代表作，即使他本人的形象還有他被臨摹的作品都出了差錯，他都毫不猶豫地給你點贊，還會分享給自己身邊的朋友或學生看。
我發(fā)給他新畫的法國女哲學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肖像，在那以前，我對薩特的認識遠遠超過波伏娃，就像我對《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認識遠超過《第二性》。然而在繪畫的過程中，我越來越感到她的獨立、精致與氣場。我清晰地感知經(jīng)過周末之夜的奮戰(zhàn)，終于畫到眼睛和鼻子是美并好看的，然而嘴巴、鼻子與下巴的銜接卻存在問題。上半部分看起來像雕塑，下半部分卻是漂浮著的。我想常老師告訴我怎么辦。
哲學家、作家波伏娃肖像
他說他覺得挺好，笨笨的，拙拙的，有點畢加索的意味了。于是，我的身體，與畫中那個漂浮的部分糾纏在一起，飛向更高的天空了。
但是即使在空中，我依然知道那些漂浮物，以及被興奮激蕩的精神的漂浮。這時，油畫系主任來源老師回應我：別管這些，你管不好的，那太復雜了，涉及素描與油畫的銜接，那真的太復雜了。繪畫是一個整體，大感覺是對與好的，那就可以了。
然而我不甘心，因為我，到底是讀過美術史的。美術史告訴我們，那些始于造型又拋棄了造型的人，才是某個新的流派的創(chuàng)始人，或者代表人物。這些人跟根本不會造型的人，本質上是不一樣的。哲學上管那叫“揚棄”。
“你不要畫高度寫實的，你要像莫迪里阿尼那樣去畫畫。這樣你一畫出來，就跟藝術直接接軌了。”單憑畫桃子就遠近聞名、豐衣足食的王羽天老師給出這樣的建議。
老師們的潛臺詞，我都懂，但我不能敏感，敏感自傷，今后就沒人敢跟你講真話了。
于是我嘗試用莫迪里阿尼的風格，去表現(xiàn)《紅樓夢》的金陵十二釵，但在畫了林黛玉與王熙鳳以后，因故短暫擱淺。
王老師一邊在調(diào)色盤上用兩種不同的淺色調(diào)出一種新的淺色，一邊說架上我那張畫的問題在于，綠與紫兩種色彩的飽和度都太高了，如果我沒有意見，他將向我展示一種有點像罩染的技藝。畫筆“唰唰”來回間，架上原來女子的肖像即隱遁在薄薄淺色的背后，朦朦朧朧的，隨后他還加了兩個圓圓的光點，讓肖像平添了一絲神秘的感覺。此時距離電影《消失的她》下線已經(jīng)有一段不短的時間，而關于英國威爾士王妃凱特究竟緣何消失在大眾視野的各路猜測依然為社交媒體所高度關切。
現(xiàn)在想來，拿著自己的小幅作品拜訪畫家工作室的過程像是另一種形式的訪學。我知道，我與老師們太熟悉太平等了，所以成不了他們嚴格意義上的徒弟。一定意義上，這也許有點像過于熟悉的朋友不太可能生出戀愛的情愫。我也知道自己并非科班出身，畫畫只因來自心底的熱愛，所以那樣的請教與賜教，其實對教與學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我們都在尋找某些對話的媒介，它們可能是繪畫本身，也可能是語言的、音樂的或是文學的，還可能是哲學、歷史或者人類學這樣更廣泛的東西。通過這些媒介，一方面我需要獲得一些對光影、色彩、線條或體積的基本認知，另一方面又不必太囿于對技藝不切實際的癡迷與追求。同時，由于我的“無知”恰恰構成了他們已經(jīng)不可能“返回”的旅程、空間與想象，他們也需要不時地從他們一直以來孜孜以求并且已經(jīng)深深進入其中的狀態(tài)抽離出來，讓自己得到短暫的休息與清空，我們的聯(lián)系才一直沒有中斷。
我也才能更無知無畏地畫下去。
“一切好像都是不對的，但我深信它是好看的。”
有一次畫了女兒童年的肖像時，我做了這樣的自我判斷。
女孩童年肖像
“好看就行！”何紅舟老師豪邁的答復，讓人懷疑他是不是喝了點小酒，因為這與他的美學標準相距甚遠，而他通常也很少那樣說話。
在看過法國女作家杜拉斯的兩張肖像后，何老師進一步指出，“按照這個狀態(tài)持續(xù)下去，你將越畫越好。如果說有什么要改進的，那就是身體與頭部的比例關系。”
作家、編劇杜拉斯肖像
即使說問題，也是那么婉轉那么潤物細無聲。
何老師說的“越畫越好”，其實是一個愿景，一個“在路上”的狀態(tài)。我的每一張畫作，如果要算價值，那是我自己付不出來的。因為在它們的背后，是老師們強大的智力支持與無價情義。
“不要以為你看到的是什么顏色，就要對應什么顏色，記住色彩永遠是在對比中形成的”;
“減少黑色與棕色，試著用藍與綠去替代”；
“如果你畫風景或靜物，沒有人會在意多出點什么或少了點什么，但是人物就不一樣了”；
“至于畫得怎么樣，你要聽真話，還是聽好聽的話”；
“你可以先練習水彩，水彩相對好控制，我平時也不間斷畫水彩的”；
“記住永遠不要描”；
“我說這個好，是因為你畫得很肯定”；
“鼻子是在嘴巴前面的”；
“告訴你一個秘密，你可以用復寫紙”；
“投影都是家常便飯了，霍克尼就是運用技術的高手”；
……
金玉良言如斯，運氣好時，能迅速轉換到筆下，更多時候則自顧自在記憶寶藏里呆著，單等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喚醒，開悟。非常確定的是，每次從老師們的工作室回來，都有幾個小時，能夠進入一個比較好的畫畫狀態(tài)，仿佛金庸小說中受了高人指點的武者，任督二脈被打通了一會。但我終究遺憾，遺憾無論在美術館或是工作室，老師們都請我看一個作品的完成態(tài)，即使偶爾還在畫，也總停留在某個局部。有時候我天真地以為，如果我能看到一個作品的全過程，我便能琢磨出作畫的關鍵，只是沒有那樣的眼福。換句話說，我幻想自己有“偷藝”的本事。
“你說你以為，”終于有一次，商亞東老師好像被我刺激到了，“你以為畫家有意無意不愿將作畫全過程示人，說得好像我們藏著掩著，不會畫似的。”
我當然沒有也不敢那樣想，尤其是商老師，他有諸多作品被中國美術館收藏，館長還多次給他發(fā)出專場辦展的邀約。
那是一個完美的午后，陽光透過樹林投射到畫室，讓畫室里移動著閃爍的光斑。商老師用默寫的方式，向我演示了一幅側逆光胸像的全過程。在某個瞬間，我覺得我?guī)缀跻矔四?，雖然事實證明那想法未免過于虛妄。后來我不止一次看過另外幾個老師現(xiàn)場畫一次成型的作品，固然每次能悟到一點什么，終究還是十分有限。此后不管我畫成什么樣子，商老師都會告訴我合理的完善方向。作為一個奇妙的老師，商老師可以自如穿越19世紀現(xiàn)實主義與現(xiàn)當代各種流派間的藩籬與距離，就好像他不專屬于任何時代，又可以與任何時代的人們友好相處。
我畫下阿涅斯·瓦爾達，奧斯卡終身成就獎獲得者，有“新浪潮之母”的稱譽。我愛上長壽的老女人是情有可原的，因為這讓壯志未酬擁有可能的未來。如果她們還有有趣的靈魂，那就更值得去尊敬。我還發(fā)現(xiàn)法國女人愛系圍巾，波伏娃如此，杜拉斯亦是，這也許解釋了為什么愛馬仕誕生在法國。法國女人老了的時候，喜歡抿緊雙唇，杜拉斯如此，阿涅斯·瓦爾達亦是，抿緊的唇線無論下垂還是上揚，分明都傳遞出倔強，正好印證了杜拉斯的名句——“與你年輕時相比，我更愛你現(xiàn)在備受摧殘的容顏”。
導演瓦爾達肖像
“媽媽，你確認到巴黎參加我的碩士研究生畢業(yè)典禮嗎？”
是女兒，從遙遠的巴黎向我發(fā)問。短暫逼仄的求學時空里，她曾多少次見縫插針，跑遍盧浮宮、蓬皮杜與奧賽等大大小小的博物館或美術館，還漂洋過海，給我寄來比水果要貴得多的法文版畫冊。猶記出門遠行前，我們一起畫下了雙人肖像《去希臘》。分離的兩年，我寫了兩本書，她為我寫了兩個后記，還做了必要的國際通用語言審校。而那件作品，也經(jīng)由兩位青年才俊之手的潤色，永久定格于我們的書頁。作為感謝，女兒把對人類藝術源頭的回溯與藝術發(fā)展脈絡的永久追尋，漸次展開成成長路上的行為藝術。
母女雙人肖像
我想身為母親，我怎么可以錯過那么令人自豪的時刻呢？可是，巴黎很遠，路費不便宜，最好順帶干點什么。于是我半開玩笑地問她，能否幫助聯(lián)系一下她所在的學校，一個畢業(yè)生的母親，想要在她的學校辦個小型畫展，致敬法國人文學科歷史上，那些熠熠生輝的影響力女性形象。女兒愣了一下，轉而哈哈大笑，電話的那頭，傳來她一半是調(diào)侃一半是認真的回答——
“我建議你先在咱們小區(qū)大堂辦個畫展，如需聯(lián)系，我可以幫你去辦理。”
“你媽畫的是全球杰出知識女性代表，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懂的。”工作室里，一個同姓老師為我?guī)颓弧?/p>
“不要低估人民！”
剎那的沉默后，我與老師相視而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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