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2018年5月，華東師範大學舉行了王元化銅像揭幕儀式，紀念王元化逝世十周年。 圖片來源：華東師範大學

　　最早讀到王元化的書，是多年前在清華大學求學的時候。當時，見到他的著作多以“清園”為名，覺得親切，又有些好奇。后來，自己工作多變，漸漸放下。這幾年轉入文藝研究和評論領域，重新讀他文藝方面的著述，深受教益。最近，看到《王元化傳》出版，趕緊買來讀。這本傳記是對傳主心靈世界的一次探尋，也是關於他精神發(fā)展脈絡的梳理。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之所以不朽，正是因為在他們的心中永遠葆有追求真理的熱望，即便求索之路跋山涉水、千難萬險，甚至於要痛苦地批判昨日之我，否定自己所曾經深愛過的東西，也在所不惜、無怨無悔。王元化無疑是這樣的思想家，也因此成就了他的偉大。

　　尋根：江陵與清華

　　這本傳記是從王元化晚年尋根寫起的。1993年，寫完了《杜亞泉與東西文化論戰(zhàn)》的王元化，前往“故鄉(xiāng)”湖北江陵。實際上，王元化出生在湖北武昌，一生在外奔波，后定居於上海。江陵只是他填表格時的籍貫，從沒到過。然而，“愈到晚年，王元化對故鄉(xiāng)的認同意識愈強烈”，如書中所言，“他的中國尋根文化意識逐漸甦醒，愈重視故鄉(xiāng)這個標志性的傳統(tǒng)文化”。

　　在王元化的心靈世界中，和江陵這個地理故鄉(xiāng)同樣重要的，還有個精神故鄉(xiāng)，這就是清華。1921年9月，年方一歲的王元化隨母親來到清華，與在此工作的父親團聚，此后在清華園度過了八年童年時光。“王元化越到老年越頻繁地說到清華園童年時代。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進入反思時期，他屢屢提及這段生活”，“清園”二字也反覆出現在他筆下。“雖然他從未接受過清華大學的系統(tǒng)教育，但是在此時認同清華先賢的思想、價值觀和學問觀，并融會而貫通。”我想，以地理故鄉(xiāng)為象征的傳統(tǒng)文化，和以清華為標志的獨立精神，構成了王元化精神的重要基石。

　　人生：多聲部合唱

　　1928年之后的王元化，離開了他的“清園”，投身中國現代革命的洪流，為民族的政治命運和中國人的精神命運奔走呼號。他拋棄了家庭的基督教信仰，加入民族解放先鋒隊，又參加了中共地下黨；他投身革命文藝運動，率領文藝青年到安徽涇縣慰問新四軍；新中國成立后，他受命組建新文藝出版社，捲入多次政治運動；“文革”結束后他復出，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領導、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直至擔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又主編《學術集林》，心歸“清園”。一路走來，王元化的事業(yè)、治學與思想，豐富異常又幾經變化，本書以九個章節(jié)、500多頁的篇幅，勾勒出他的精神肖像。

　　作為傳主的學生，作者對乃師之了解深切透徹。書中這樣概括王元化：“他為思想而來，又為思想而去。他是一個精神的存在。”讓人想起陳寅恪為王國維所撰碑文裏的話，“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然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王元化一生中經歷多次“事變”，有政治上的，也有思想上的，這讓他的人生在反思中如一場多聲部合唱。他在不同的學術領域遊刃有余，雖然自謙是只是“過渡時代的人物”，卻經常擔負著中國當代思想史上的議題設置者角色。以后學的眼光看去，我們如見夜空星河，難尋其所始，亦不知其所終。若非要找一條線索，我想可能是五四以來中國文化的自省與自覺。王元化所體悟、憂慮、承接并繼續(xù)開拓的，正在於此。

　　囑讬：知識人該有的樣子

　　2006年，王元化獲得上海市頒發(fā)的“學術貢獻獎”時感言道：“我是一個用筆工作的人，我最嚮往的就是盡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留下一點不媚時、不曲學阿世而對人有益的東西。”在他為后人留下的豐厚遺產中，最重要也最為時所需，我想還是他對知識分子身份的確認。用作者“后記”中的話來說，王元化屬於“中國近代左翼知識分子”。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歷經“數代”，也可概括從傳統(tǒng)向近代轉型的“一代”。在我看來，不論“一代”還是“數代”，他們最重要的使命便是從“古今中外”并存碰撞的思想文化元素中形塑精神意義上的“現代中國”。從這個視角來看，王元化的《文心雕龍》研究、馬列文論研究，對“五四”的反思，以及對京劇的評論，甚至包括王元化本人，都是這項“大工程”的一部分。

　　最后，我想以王元化對“知識人”的描述來結束此文。這是王元化的夫子自道，讓我們敬仰；也是他對后人的囑讬，我們不能忘記：

　　他們精力充沛，思想活躍，永遠有著討論不完的問題。他們敢言，從不謹言慎行，從不習慣於陳規(guī)陋習，該批評就批評，該反對就反對，但是他們卻并不自命為“戰(zhàn)士”或“先知”。生活在一個道德標準和文化意義漸漸崩解失墜的時代，他們通常喜新而不厭舊，既召喚著時代的精魂、又時時流露出對舊日的好東西的一分留戀。他們對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對於經驗世界和現實政治的事務卻往往不太在意；沉思的心靈生活其實才是他們最為珍視的。他們是那種為思想、為觀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觀念謀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