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梁曉聲最新長篇小說《我和我的命》，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

　　用牛皮護腰帶克服頸椎腰椎痛，用一支支鉛筆在紙上筆耕不輟，作家梁曉聲前年憑藉《人世間》獲茅盾文學(xué)獎，今年推出長篇小說《我和我的命》，聚焦普通平凡的青年群體。

　　梁曉聲接受大公報專訪時稱，“我們的文化用了太大力量鼓吹不平凡的人生，好像一旦平凡了就是災(zāi)難”。青年多數(shù)平凡而普通，他們沒有渾渾噩噩，要為這一群體致敬和鼓勁。\大公報記者 張帥

　　“因為‘天命’不濟而自哀自憐自暴自棄的人，是沒搞明白何為生命之人。”

──《我和我的命》

　　梳理梁曉聲的作品可以發(fā)現(xiàn)，青年人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一直頗具分量。不管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問世的《雪城》、九十年代創(chuàng)作的《年輪》，還是新世紀的《返城年代》以及其他雜文、散文，梁曉聲一直關(guān)注社會變遷與青年的成長。他坦陳，自己以前談及青年特別是八十后時還有微辭，擔(dān)心他們碌碌無為渾渾噩噩，“憤怒”多於“奮鬥”，事實上他們承受住了生活中各種壓力帶來的考驗。

　　青年“奮鬥”要多於“憤怒”

　　一個女孩看到梁曉聲《掃描中國女性》的時評文章曾來信，想要梁曉聲寫一寫自己的小姨。其中有一段話寫道，她小姨是家族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所謂最高也就是大專，也是最早離開偏遠的農(nóng)村到深圳這樣的新興城市打工的人。家族中的其他孩子還有同村的孩子們，一旦到了十八歲開始找工作時就都來深圳找小姨，所以經(jīng)常是佔了小姨的床，沙發(fā)、地板也睡了，在小小的出租屋裏，最多時會有六七個僅比小姨小幾歲的孩子。小姨早晨去上班的時候，要在孩子們的身軀之間來找自己的鞋子和衣服。

　　時光倏忽，如今年齡最大的八十后，已四十歲出頭，最小的也三十多歲。梁曉聲說，自己從他（她）們身上所看到的已不再是“毛病”，而是“可敬”的方面了。

　　“在《人世間》中，我沒有余地把她擺放進去。這實際上是我的一個遺憾，所以這個初心一直在糾纏著我，完成《人世間》之后，我覺得我要為這樣的小姨單獨立一個傳。”

　　梁曉聲說，她不只是一個個體，她代表著許多這樣肩負起家庭、家族的扶貧責(zé)任的一些孩子們的身影，他（她）們是使自己非常感動的一些青年。

　　“我愿與宿命和平共處”

　　“真正可敬的人，是由實命和自修命所證明了的人。” ──《我和我的命》

　　《我和我的命》二十余萬字，用現(xiàn)實主義的筆法寫了普通人的奮鬥史：一個一九八二年出生的女性，出生后被遺棄，但在隨后的人生成長中選擇奮鬥，選擇平凡而有尊嚴的生活。

　　“如果按照習(xí)慣心理，一定是我們的女主人公和她的朋友們共同合力，恨不得她能一下子就成為一個董明珠式的人物。而我偏不這樣寫，因為我如果那樣寫的話，實際上只不過是寫的萬分之幾的人的人生，而我像現(xiàn)在這樣寫的話，它可能更符合大多數(shù)人的人生。”梁曉聲對大公報記者表示。

　　他指出，青年誰不希望自己做出成績，做出成就呢？但我們用什麼來判斷“成績”“成就”？掙的錢多？住上大房子？還是開上好車？

　　上述這些完全符合人之常情，但如果是放在首位變成唯一標準，那就不能茍同了，因為不平凡和成功如果只能和這一點畫上等號的話，肯定是這個國家或者這個時代的價值觀的一種扭曲。

　　梁曉聲不認為一旦平凡就是災(zāi)難，他借助書中人物給出這樣的啟示：既然平凡注定是我的宿命，我愿與我的宿命和平共處，平平凡凡度過我的一生。我之一切努力和勞碌，不是一心想要超越平凡，只不過是要使那平凡趨於穩(wěn)定，爭取在穩(wěn)定中過出幾許平凡人生的微淡的小滋味來。

不只是展現(xiàn)個人才華

　　“人是自我給出的意義的踐行者。”

──《我和我的命》

　　在作品中可以發(fā)現(xiàn)，梁曉聲不吝嗇對社會價值的正面探討。如《我和我的命》中所言，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給的，決定人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和基因如何，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經(jīng)歷決定的，叫“實命”；三是文化給的，叫“自修命”。他在小說中對“命運”傾注了最深切的關(guān)懷，命運有不可違拗的決定作用，但人的奮鬥和自修自悟有能夠改變命運的強大力量。

　　“新潮的作家認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更多是證明個人才華的事，你說的社會認識價值跟我的作品沒有關(guān)係，我的作品也不追求這一方面。”梁曉聲對大公報記者說，他的小說格局都超出一般故事，比較在意小說的社會認識價值，注重一部作品的社會認識功能。從文學(xué)觀來看，有一些新潮的作家是會非常輕蔑這一點的。

　　梁曉聲不僅寫小說，還寫《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我們的時代與社會》等分析社會的非虛構(gòu)作品。今次寫作《我和我的命》，還有一大原因就是在梁曉聲看來，大多數(shù)人都生活在普通人的層面，我們的文化如果不充分肯定普通人的價值，實際上對於他們的存在和他們的社會作用等於是一種漠視，甚至是否認。

　　“那麼我就採取一種主動，這種主動首先要在肯定普通人社會存在作用和價值的前提下，去書寫個體的他們。”梁曉聲說，平常生活中和一個青年接觸哪怕不多久，他都不由自主地會問對方收入多少、家在哪兒、家裏還有什麼人，這麼問的時候不完全是說自己準備寫小說要採訪，而是本能的關(guān)心，非常愿意看到這一代青年人的生活要比他們那一代更幸福。